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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笼子的囚徒(三) ——陈染小说先锋女性的残缺心理

时间:2019-06-11 来源:度看湖北

失去笼子的囚徒(三)

——陈染小说先锋女性的残缺心理

 

本文近万字,分三次在本公号刊出,本节为第三部分

 

 

四、累斯嫔描述:希望与虚妄

 

 

西方学界用“累斯嫔(lesbian)”一词称谓女同性恋者,我在此借以泛化指称女性情谊。陈染小说存在大量累斯嫔描述,显示着作家探求女性精神家园的另一方向的思考。

对男性的精神依恋也罢,对男女性爱完满的企图也罢,给女性带来的莫不是残缺和毁灭。《站在无人的风口》中,尼姑庵那个老女人,一生就耗费在对两个无休止地争战的男人的默默观望和等待中。男人的争战、格斗、厮杀,全然无视甚至撇开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而旧式女性也安于这种给定的命运。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因新神话时代女性的觉醒、抵制而消失甚或减少,而是“不断开始”。对男性的失望使先锋女性将抵抗、拯救的目光从男性身上转向了同性,将男女爱情转向了女性情谊。累斯嫔描述因此更显示了作家的“女性自觉”(贺桂梅语)


正如前节所论,爱的缺席湮灭了女性在性觉醒之后产生的“性爱和谐”的渴望,从而使女性把性关注转向爱的永恒追求中。爱的触须延伸到男性身上便总被男权性别秩序灼烧得避之唯恐不及,对同性情谊的虚拟因此几乎覆盖了陈染笔下所有的先锋女性。这一“虚拟”实质上既是女性对性爱背离这一境况的感受的延伸,也是女性对性爱背离境况的逃离。

“应该说,女人之间的沟通,比起与男人的沟通障碍要小一些,她们的性别立场、角度以及思维方式、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更为贴近。”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小说试图以三类人物关系组合来展示这女性情谊:纯粹的母女关系的,如《世纪病》、《角色累赘》、《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凡墙都是门》等;仿拟母女模式的长幼关系的,如《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伊堕人/黛二,《私人生活》中禾寡妇/拗拗;同辈女伴关系的,如《潜性逸事》中雨子/李眉、《饥饿的口袋》中麦弋小姐/薏馨、《麦穗女与守寡人》中麦穗女/英子/守寡人、《空心人诞生》中母亲/苗阿姨、《破开》中黛二/殒楠、《无处告别》中缪一/黛二/麦三等。从女性主义视角看累斯嫔现象,似乎“性别立场”这一话语更能接近女性情谊的内核。共同的男权经验使女性之间有更相同的社会文化认知,由此更容易产生心灵的共鸣与流通,更容易结成深厚的姐妹情谊。《无处告别》中的黛二与女伴,“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得一星期不见面就想念,都曾经发誓不嫁男人”,“她们为悠长无际的天宇所感动,为对方的人格力量和忧伤的眼睛所感动,泪水情不自禁慢慢溢出”,这情谊不可谓不深;《破开》中黛二认为,“我和我的朋友殒楠之间的姐妹情谊一点不低于爱情的质量。”以“姐妹情谊”挑战男女“爱情”,正是基于女性对男权性别秩序给女性的残害的认识所做出的有意识的抵制。《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黛二和伊堕人从未谋面,但一见之下,心灵豁然相通。强烈的情感撞击,使黛二感到,“伊堕人,你是我的前世,我的守护神”,伊堕人也产生了“拉紧她就是贴近我自己,就是贴近与我血脉相通的上帝”的心理。这种“一见如故”的根源在于共同的男权经验。用黛二的话来表述,就是,“在梦中,我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她——一种不现实的人和一种禁忌的关系。”所谓“禁忌”实质是男权性别秩序对女性的规范。在觉醒的黛二们的心里,早已深埋下反叛男权性别秩序的异性相恋的星火,早已在“梦”中找寻心灵相通的同性,以希冀同性情谊。尽管这“女性情谊”在现实生活操作中既有滑入准同性恋的危险(《空心人诞生》),也有不乏超越血缘关系的“姐妈”憧憬(《世纪病》、《角色累赘》),但最核心的却正是陈染所宣言的“超性别”的精神之恋。然而,这种同性情谊亦如陈染所言,“缺乏肉体亲密交融的爱情是残缺的,不完整的,甚至是绝望的。”这‘残缺’标示着女性情谊的构建也无非是一种虚妄。即使不有意摒弃三类人物关系组合所显示的亮色,我们也可以从这亮色中读出其固有的无奈与苍白。在女性意识尚不太自觉的《世纪病》、《角色累赘》中,母女情深还能维持在“姐妈”关系的欢乐中,而到了《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里,欢乐、笑谑、理解、感激已由控制、窥探、排斥、潜意识的憎恨所取代。女伴关系也以期望始,以背叛终,即使是作为“女性主义宣言”而为人所称道的《破开》,结尾也以隐喻女性情谊的石珠的散落预示这希望的空洞。长幼关系同时吸取了女伴关系那种对男权经验的趋同,然而,这种组合,要么更多的显示了梦幻色彩而失去现实效果(伊堕人/黛二),要么以长辈的死亡(禾寡妇)而让幼辈(拗拗)独自在幻想的虚无中延续这种空洞的“情谊”。这种情形,与其看作女性情谊的稳固,不如读作生存者对这情谊稳固的感受、体验与认同,是生存者对虚无的偏执与固守。

实际上,对同性情谊的两难困境,《无处告别》的黛二是深有体会的:

 

与同性朋友的情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力量,黛二小姐始终这样认为。这需要她们彼此互相深刻地欣赏、爱慕、尊重和为之感动。同时还要有一种非精神化的自然属性的互不排斥甚至喜爱。她们之间最不稳定和牢靠的东西就是信赖。这种情感可以发展得相当深刻、忘我,富于自我牺牲,甚至谁也离不开谁,但同时又脆弱得不堪一击,一触即溃。稍不小心,转瞬之间就滑向崩溃的边缘。冥冥中,两个人的情感自己隔着一层薄薄的纸,这种情感稍一有所偏差,就会变得无法存在下去。

 

当这一情谊需要双方小心翼翼的加以维系的时候,这情谊本身便成了一种束缚,也因此失去了虚构的光环,失去了维持下去的魅力。


不难发现,把女性情谊的希望导向虚妄的根源,在于累斯嫔现象交织着不可避免的双重矛盾。一方面,女性情谊的提倡是女性力避男女性爱背离的结果,以此抵制把女性仅当作性工具的男权传统;另一方面,这种“女性情谊”在现实意义上却又落入了男权模式的窠臼,成了男权意识的世俗仿构。《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黛二和母亲,两代寡妇在窥探与反窥探、权威与反权威、控制与反控制、占有与反占有的激烈冲突中弄得筋疲力尽,身心俱惫。身受男权残害的母亲正充当了男权意识实施的现实中介。面对黛二的精神独立,母亲感觉到,黛二的“长大是一种障碍,长大意味着远离和抛弃,意味着与外界发生诱惑,甚至意味着背叛”。母亲守护、依恋、占有的心理,使黛二在母亲“帝王般森严的爱”的囚笼里成了一只“珍贵的名牌狗”。透过守寡人、麦弋小姐、雨子把女伴麦穗女、薏馨、李眉的行径视为对友情的背叛并加以责难,不难发现,雨子们无一例外地对女伴产生了依恋心理,这种依恋类似于前现代时期女性对男权的依恋。黛二清醒的指出:“她们之间最不稳定和不牢靠的东西就是信赖。”这种“信赖”之所以“不稳定和不牢靠”,是因为这种对同性情谊的依恋关系,本质正是男权文化中女性对男权的依恋关系,正是先锋女性千方百计所要摆脱、抵制的男权规范。

当女性情谊的关系组合,成了男权文化性别心理模式的仿构的时候,还能希望觉醒的女性从“女性情谊”身上找到什么出路?不过是给自己套上了另一种形式的“男权主义”枷锁而已。可以因此断定,这种“女性情谊”,其实是男权文化中女性虚妄的归宿。

 

路在何方?

这是摆在陈染小说觉醒的女性面前的问题。在厚重的男权文化笼罩下寻找女性的精神家园,使她们难以摆脱希望与失望同在、背叛与回归共存的心理悖论的纠缠,因此,她们不断逃离,却又不断落入男权主义陷阱。男女价值体系断裂的无所适从感、无家可归的漂泊感,诞生了陈染小说庞大的残缺女性家族:秃头女、守寡人、巫女、空心、零女士……尽管陈染小说尚未能给这些觉醒的女性指出最终的出路,但是,在书写先锋女性找寻精神家园的历程中所展示的女性残缺心理,却不可否认地凸现了其小说这样一种现实价值:警醒认识从而消解男权文化,以及给后来的女性探索以无穷的启示。

 

1997.4.30   初稿

1997.5.8    二稿

1997.5.15   三稿

 

 

注解:

⑧.参见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同②)第5页。

⑨.贺桂梅《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写作》,《陈染作品自选集(下)》(同⑦)第409页。

⑩.同(⑦)第426页。

⑾.同(①)第125页。

⑿. 同(⑦)第430

 

参阅书目:

ⅰ.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

ⅱ.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

ⅲ.王蒙《陌生的陈染》,见《禁忌的归途——陈染作品自选集(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ⅳ.吴义勤《生存之痛的体验与书写》,见《禁忌的归途——陈染作品自选集(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ⅴ.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见《禁忌的归途——陈染作品自选集(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ⅵ.贺桂梅《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写作》,见《禁忌的归途——陈染作品自选集(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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